今年是我国第一个沉积学研究室建立70周年和第一个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室建立60周年，本期特发文纪念这两个实验室的创建者、我国沉积学及沉积矿床学奠基人之一的叶连俊先生为祖国地质事业献身整整70年的感人事迹。叶先生一生工作可以说涵盖了大部分地质学专业范畴，从治理淮河到勘察天水-成都铁路，从寻找铁矿、铀矿到发现锰矿、磷矿，从四川龙门山地质调查到宁夏六盘山、甘肃西秦岭构造带研究，从筹建我国第一个水文工程地质实验室到创建我国第一个沉积学研究室、“中国沉积学会”及《沉积学报》，整整70年全身心地投入他钟爱的地质事业。“国家建设的需要就是我们这些老地质工作者研究的方向”，这是叶连俊先生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更是他一生爬山涉水纵横祖国山河的写照。其中特别是他与侯徳封先生对湘潭锰矿的研究揭示了地表高价氧化锰与深部碳酸锰之间的成因关系，为我国找到富碳酸锰矿床作出了突出贡献，不仅当年《人民日报》作了报道，数十年来一直在国内地质界作为美谈而传播。他一生致力于沉积学及沉积矿床的形成及展布规律方面的理论研究，提出“陆源汲取成矿论”“沉积矿床成矿时代的地史意义”“沉积矿床物理富集成矿说”“多因素多阶段成矿说”和“生物成矿说”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见解和新论点，突显了叶连俊先生贯穿一生的科学创新意识。叶连俊先生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纪念，学习和传承。
沉积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叶连俊院士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大学
叶连俊，字梅邨，1913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日照县黄海西岸的一个渔村。其父叶秀樟一开始也跟着老人打渔，母亲陈立芳是家庭妇女。后来父亲与同乡一起到山东省的通都大邑去打工。初去青岛，后去潍坊，乃至省会济南。待叶连俊在家乡读完小学以后，他父亲已在济南一家纱厂当上职员，一家人也随之到了济南。由于家中贫困，他上初中时常常转学，他先后进过济南鲁东中学、铁路中学和齐鲁大学附属中学。1930年他考入济南第一高中，1933年毕业并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读书不忘救国 救国不忘读书
能进到“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学习，叶连俊很是珍惜。地质系给他们授课的老师是李四光、谢家荣、葛利普等名师大家，他非常刻苦努力，成绩很好。可是，那时又正值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之时，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渐渐伸向北平、天津，“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渐高涨。青年学生们也想起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1935年下半年，叶连俊正读大学三年级，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爆发，他和同学们都参加了游行，返回北大还举行集会。同学们一边参加爱国运动，而同时又要把这种爱国情愫用于学习之中。他们这个班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是成绩较突出的。全班21位同学中，就有4位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即叶连俊、郭文魁、岳希新、卢衍豪，是北京大学地质系历届校友中院士占比最高的一个班级。1937年毕业之前，是写论文最紧张的时期，叶连俊凭着深厚的学习底蕴，不辞辛劳，广泛搜集、涉猎相关资料，写出了一部气度非凡的《山东省地质志》。这不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简直就是一部经典总结性的类书、志书。这在当时几个全国最有名的学府如北京大学地质系、清华大学地质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应届毕业生的论文中，算是最佳的成绩了。
辗转西南 业绩斐然
叶连俊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时，正赶上“七七事变”，不久平津沦陷。叶连俊怀着炽热的抗日救国之心，毅然南行到了南京，并考入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该所副所长兼代所长黄汲清带队到湖南进行地质矿产勘查，叶连俊也随之前往，他们调查了湘潭锰矿、常宁水口山的铅锌矿。不久， “八一三事变”爆发，黄汲清于当年11月率领全所人员连同所里图书、仪器、标本等财产迁往湖南长沙。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向西进攻安徽、湖北。1938年下半年，黄汲清率领经济部（1938年起该所改属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由长沙迁到重庆北碚。叶连俊到重庆北碚后，首先奉派与王钰一起调查重庆附近的屏山县三公乡的油页岩矿和乐山县、犍为县的褐性烟炭，其成果于次年发表在《地质论评》第4卷第5期上。
1939年夏，叶连俊与重庆大学地质系系主任朱森及其助教吴景祯（是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同班同学）对四川省龙门山区进行深入的地质调查，这在当时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当年秋，叶连俊与比他年长的老地质学家李承三一同沿拟议中的叙昆铁路北段进行地质调查。1940年他对云南省北部的泥盆系及地质构造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写成“云南北部之泥盆纪”，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第20卷上。
两位年轻地质学家的奇迹
1940年秋，叶连俊与刚入职一年的关士聪（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比叶低两班的小师弟，一年前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考入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接到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考察甘肃省南部西秦岭地区的地质情况。该地区以往研究程度很低，地质历史复杂，地形奇特险峻，又广布着嘉陵江上游、渭河上游等大大小小的河流和溪涧。他们从当年的9月出发，次年6月底才归来，工作了将近10个月。他们从南向北穿越，这样可以大致控制整个西秦岭地区的地层走向和构造格局，并在较大的范围内采集到可贵的矿物、岩石、古生物标本，收获颇丰。他们工作的地区人烟稀少、自然条件原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十分贫困，这也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穿着简便的工作服，脚踏草鞋，长途跋涉。有时候他们到了傍晚时分还行进在无人区，在暮色苍茫里急匆匆地赶路，直到寻至村落，才得以住下、吃饭。一些偏僻之地，卫生条件差，有时也还会有匪盗出没，但他们依靠当地人民群众，躲过了这些风险。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对于西秦岭的地质演化历史和大地构造格局都搜集到不少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和野外地质证据，例如甘肃省南部的“龙山运动”，他们经过调查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采集的矿物、岩石、化石标本中不少是第一次知道的、珍贵的，在一些浅变质地层中也发现一些新化石，经仔细加工修理、研究，可鉴定到属与种，能确定地质时代，因而成为“标准化石”。该所古生物研究室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先生都称赞道：“这些很多都是革命性的材料呀！”
叶连俊和关士聪从西秦岭回到重庆北碚后，对这10个月的辛勤劳动成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他们编写报告、清绘图件，内容涉及地理、地形、地貌、岩石、构造、矿产、开发建议等诸多方面，工作量很大。但对于一些日常工作任务，他们也是积极完成，这期间他们的工作可谓头绪纷繁、紧张忙碌，但也为大家所钦佩。
1942年，叶连俊与该所何春荪一起，对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区地质进行了调查。
同年，叶连俊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与朱森、吴景禎合著的“四川龙门山地质”发表在《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地质丛刊》第4号上，是这一地区的重要文献；与关士聪合著的“陇南龙山运动的性质”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第22卷第3-4期上；“近世沉积学之领域及其演进”一文发表在《地质论评》第7卷第6期上。
1944年，叶连俊与关士聪历时三年多的劳动成果——“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在《地质专报》甲种第19号上发表了。同年，叶连俊还与何春荪、曾鼎乾在《地质论评》第9卷第5-6期上发表了1942年考察六盘山的成果——“六盘山之地层环境及构造环境”。此外，叶连俊还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第24卷第1-2期上发表了 “西藏高原以东甘肃境内之构造史”论文。
经过几年的磨练，而立之年的叶连俊已成长为较为成熟和卓有才干的青年地质学家了，但这时他在心中萌发了进一步深造的愿望。
美国留学进修实习 开阔眼界如虎添翼
1945年，经考试选拔叶连俊获得公费到美国进修学习的机会。第一年他在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学习水文地质，这期间他参观、考察了美国各州的水文站和有关大学，对发达国家的地质发展现状有了初步了解，也开拓了自己的眼界。第二年，三峡水电站工程建设筹备工作开始，美国承担了设计的协助和准备工作。叶连俊和郭文魁被派到美国恳务局丹佛实验中心参加工程地质条件实验研究，这又使他能够学习、了解美国的一些先进技术。1947年底，叶连俊回国，又回到了在南京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同时着手筹建我国第一个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室并亲自任室主任，但由于内战开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未能有很好的进展。
抗迁护所迎解放 忠于人民忠于党
1948年底至1949年初，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南京政府勒令各机关向南迁广州，以至台湾。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情况比较了解，决定不南迁。他先找高级研究人员侯德封、尹赞勋、李善邦、高振西、程裕淇、叶连俊等商议，大家都表示愿意留下来，并决定组织力量抗迁护所。他们于是积极贮备粮食、油、盐、咸菜等物资，然后召开全所职工大会，讲明时局和所里现状，大家一致同意留下。全所员工团结协作，昼夜巡逻护所。
辛勤工作在新中国地质工作岗位上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当时最大的地质研究机构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1949年下半年，叶连俊与水利部的同志一块去到徐州治淮工地开展了地质调查工作。
1950年，叶连俊等又接到2项勘查任务，一是东北吉林省临江县东南方鸭绿江边的大栗子铁矿调查（调查报告由叶连俊与秦鼐共同完成），二是勘查鞍山钢铁公司新厂区厂基地质（调查报告交给鞍钢）。1951年叶连俊接到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四光交付的紧急任务，考察南方铁路塌方现场灾情和拟定对策，王钰等一同前往，两人联合交了一份“南方铁路塌方地质”的报告给铁道部。紧接着，铁道部又给了他们一项新任务，为了发展刚刚解放的西南和西北大区的经济，决定自行设计建造穿越整个秦岭地质构造区的天水？成都铁路线——天成铁路，叶连俊担任地质勘探队队长，队员有王钰、陈梦熊、宋鸿年、刘鸿允等十余人。他们先提交天成铁路南段、北段的线路勘察报告，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位于中、西秦岭分界处的陕西省凤县向西北可去天水，向东北可到陇海铁路上的宝鸡，凤县与天水、宝鸡连起来像个等腰三角形，从凤县到天水和从天水到宝鸡相当于等腰三角形较长的两个腰，而从凤县到宝鸡则相当于最短的底边。他们建议修改线路，从凤县经油房沟、黄牛铺、观音山、大散关直接到宝鸡，直接联上我国东西铁路大动脉陇海铁路线，不止联通西北区，向东还可联通中南区、华北区、华东区等，不但可以节约几十公里的铁路基建投资，若干年后更可以节约从西南区到其他区的客、货运投资。他们的意见得到上级批准，铁路连到了宝鸡， “天成铁路”实际上成了现在的宝成铁路。
“死矿”复活变“首矿
1953年，叶连俊适时提出在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建立我国第一个沉积学研究室，他亲自筹建并担任室主任。同年，南京大学地质系的一名叫孙枢的学生，在读完三年级后，因成绩优异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作为叶连俊的助手被安排到沉积学研究室任研究实习员。当年，侯德封、叶连俊等接受国家任务，率队赴湖南、广西、辽宁、河北等地对我国锰矿床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孙枢也在这个工作队里。在接受任务之初，他们曾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当时任务紧，而旧中国对锰矿的研究非常薄弱，掌握的矿床非常少，开采的只是零星的所谓“锰帽矿”，几乎没有现代化工业矿床。他们急国家之所急，满怀热情勇敢地接受了任务。他们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虚心向矿山地质工作者请教，并结合实际开展研究。在对湘潭上武都锰矿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含矿系里的“符吉冲灰岩”与硬锰矿的共生、转化关系，以及硬锰矿在含矿岩系风化剖面中的展布特征，从而判定“符吉冲灰岩”即原生锰矿，经采样化验得到证实，他们运用氧化-还原环境对变价锰元素的搬运、沉积起控制作用的地球化学原理，具体分析锰矿床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条件，正确判定了地表高价氧化锰与深部碳酸锰之间的关系，经钻探证实地下的原生碳酸锰矿床有很大的分布范围，是当时全国储量最大的锰矿床。因产量濒于枯竭准备搬迁的“死矿”，突然变成全国最大的“首矿”，简直是人间奇迹。
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初， 1953年叶连俊就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了“中国锰矿探索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文章，1954年《地质部1954年锰铬及黑色冶金辅助原料专业会议特辑》一书中叶连俊有两篇发言：“关于勘探方法问题的补充发言”和“关于取样问题”。对湘潭锰矿成功勘查的事迹，1953年8月1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进行了详细报道并给予了高度肯定：“地质研究所根据勘探需要进行锰矿研究，具体解决了水成锰矿的成因、富集条件、矿石性质等问题，某处锰矿队根据地质研究所提供的资料，了解锰矿原生矿床规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很大效果，避免了很多弯路。”这一成果在1955年6月初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叶连俊委托刚晋升为助理研究员的孙枢到大会生物学地学部会议上做了汇报。
领导中苏合作的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
1956年上半年，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协议联合进行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这项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亲自抓，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侯德封所长担任学术指导，叶连俊任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队小兴安岭地质队队长。他带领包括孙枢在内的来自不同单位的十多位青年地质工作者向小兴安岭这片处女地、地质上的空白区进军。苏方学术指导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沉积学家普斯托瓦洛夫，队长是地质矿物学副博士霍达克。叶连俊因有其他任务于1957年离队，队长由孙枢继任。1957年叶连俊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小兴安岭地区的地质矿产”一文。孙枢与苏方继续合作，还在苏联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联合署名文章，一是“中国东北与苏联远东地区南部古老地层的对比”，文章是经苏联科学院柯尔仁斯基院士推荐、1959年发表在《苏联科学院报告》上；另一篇是“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毗邻地区最主要的构造”，于1961年发表在《苏联科学院通报·地质学丛刊》上。这些文章发表前叶连俊都要进行认真审阅。孙枢在叶连俊的教导和指引下，进步相当快，成就很大，在一般同事心目中，孙就是叶的“大弟子”。 孙枢在改革开放之初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丶所长，后又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局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本世纪初连任两届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委员。
沉积矿床成矿理论体系的创建
1956年，叶连俊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57年，他与沉积学研究室的课题组开始了对沉积矿床成矿理论的研究。我国是农业大国，对磷肥的需用量特大，但当时国家的产能严重不足，他们就以此为切入点，对磷肥资源——磷矿成矿理论开始（磷块岩，其主要成分是磷酸钙）进行深入研究。叶连俊在和大家一起调研过程中，发表了很多卓有见识的论文、著作。1959年，在《中国磷块岩的形成特点、矿石类型及远景评价》一书中收录有他的多篇著作，如：“中国磷块岩矿床的若干特点及找矿远景”，与布申斯基（第一作者）和郑直联合撰写的“中国磷矿形成分布的规律及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附“中国东部奥陶纪前磷块岩成矿远景图”）”。在这些文章中，都他提出了“磷块岩浅海成矿说”，即在风浪可达到的深度以上地带成矿，这是一次对传统认识的突破。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科学出版社组织出版《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丛书，其《地质学分册》中的“十年来的中国沉积学”一文由叶连俊执笔撰写，这是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
1963年，叶连俊在《地质科学》上发表了“外生矿床陆源吸取成矿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较为系统、全面论述沉积成矿理论的文章，在中国沉积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成矿的基本环节是在海进过程中，陆源风化物质在有机质存在的情况下海解，成矿物质被海洋底水吸取，然后在物理化学条件的变革过程中重新沉积成矿。外生成矿是地质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必然内容，矿层的形成代表一定的地质环境中的物理化学条件从旧平衡向新平衡的过渡，代表新平衡的开始。外生成矿有其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既有周期性与特殊性，也有统一性和方向性，其发展与演化同海陆变迁、古气候转化、生物演化等各种地质作用都有密切的相关性和专属性。
1976年8月，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与国际地科联恢复合法席位后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的大会。能有机会与世界各国地质学家交流并展示我国地质科学成就，叶连俊心情十分激动，夜以继日地工作，撰写出了“沉积矿床成矿时代的地史意义”一文，这是他对自己多年工作积累的一次高水平的总结，在大会上交流后颇受国外同行欢迎。文中指出：中国重要的沉积矿床在地史上的形成作用有明显的时代演化特点，以吕梁、加里东及印支造山运动为界限，可以明显地分出四个成矿期，在每一成矿期中都有各自的矿种组合及不同的成矿系列（共有三个明显的成矿系列），每一成矿系列都是在一次大的造山运动之后开始的，而且多半是从铁开始，其后按时代由老到新依次出现锰、磷、铝、铜及蒸发盐矿床的成矿序列，它们是穿时性的。沉积矿床的形成是地壳演化的产物，不同的地壳发展阶段，形成不同组合、不同类型的各种矿床。人们进而认识到，沉积矿床的成矿系列、成矿序列、成矿周期以及成矿时代本身都与地壳演化、海水进退、生物兴衰以及古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空间上的演变导致成矿序列的带、域展布；时间上的演变导致成矿序列、成矿组合及成矿周期的形成。成矿的空间定位与时间定位的综合就成为成矿预测的主要依据。上述论述都体现了叶连俊在沉积矿床研究中提出的“成矿时代的成因”这一重要概念。
上世纪80年代初，叶连俊领导了“外生矿床成岩成矿作用”重点课题的研究，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历时5年，考察了中国东部11个省区的70多个矿床（点），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重点分析论证了成磷（矿）的物源作用、过程以及成矿的地质环境和背景问题，提出了“工业磷块岩物理富集成矿说”这一理论。此成果由叶连俊、陈其英、刘魁梧联名发表在《沉积学报》1986年 第4卷第3期上。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壳相对稳定、造海运动相对活跃时期，气候干燥湿热的低纬度地区、大气成分相对缺氧的条件是最重要的成磷背景，而成磷环境多半是在海侵初期，特别是海侵的前沿地带浪基面以上的临滨、前滨、滨外过渡区以及滨后地带。成矿的原始物质来源是陆源吸取和海相沉积物中的有机质，直接的沉积来源是陆架区的富磷孔隙水和底水。成磷过程是多因素多阶段的，其间至少要经过三个大的阶段：开始时磷质汲取阶段，发生磷质富集，形成富磷沉积层；其二是地球化学富集阶段，发生矿源层的形成作用，形成贫磷矿层及结核状磷块岩层；最后是物理富集阶段，发生工业磷块岩的形成作用，形成具颗粒结构的层状工业磷块岩。
叶连俊很早就注意到生物有机质对成矿的重要性。1960年他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实验室，开创了我国沉积学和有机地球化学的研究。他率领由四所三院校共60多人的科研团队开展工作，历时五年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确认成矿中最重要的是菌藻类微生物，其作用贯穿成矿全过程，作用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成矿生物对成矿元素的吸收、吸附和富集；第二阶段是有机质和含矿孔隙水的成矿作用，它发生于沉积界面以下的富含生物质的暗色细粒软泥沉积层中；第三阶段是生物有机质成矿受成矿物质基础和成矿环境、成矿背景的制约，受沉积分异相、域及生物群体相、域的协合与展布的制约，其时空定位受“沉积间断效应”和“沉积边界效应”的制约；第四阶段时生物有机质成矿是事件性的。对于生物有机质成矿的这些新论述，是对叶连俊提出的“陆源吸取、多因素多阶段和生物有机质成矿”沉积矿床成矿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开拓创新 永无止境
在半个多世纪里，叶连俊始终坚持在科研第一线。他对科学发展趋势，特别是对学科生长点非常重视，能及时抓住关键问题，提出新的研究领域。他对学科发展态势的及时准确把握，保证了他的研究工作总是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1964年，叶连俊与范德廉、杨哈莉、高文学合著发表了“华北地区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化学地史”一文，文章剖析了华北地区震旦纪、寒武纪和奥陶纪沉积岩层中元素组合的特点和性质及其在地史发展中的演化规律。文章指出：岩层中呈分散状态存在的元素结合与呈富集态（矿化层）存在的元素组合，代表两种不相同的地球化学机制和过程，外生成矿代表化学地史发展过程中的突变；文章提出了表生带物质来源有地表变生的、地下喷隘的及宇宙散落的“三元论”观点。研究化学地史不仅要研究岩层及矿层的元素组成、质量和能量上的变迁，而且要研究元素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上的变迁。这对解决岩石和矿床的形成，成矿时代的成因，古地壳、古大气、古海洋的组成及演化，以及研究地球的发展过程都是极为重要的。
1980年，叶连俊与孙枢联名发表了“沉积盆地分类”一文，这是他们1970年在四川和西南参加石油大会战后的成果。文中阐述了有关油气分布与沉积盆地类型的关系。同年，叶连俊与孙枢、陈其英合作撰写“中国东部晚震旦世及早寒武世磷块岩的形成和沉积建造特点”一文，提交到当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该文被收入《国际交流地质学术论文集（3）》中，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叶连俊就开始了“沉积建造”的深入研究。1983年，他及其科研团队合著出版了《华北地台沉积建造》专著，就沉积建造的地质意义和建造的划分及命名原则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造山建造”“造陆建造”“造海建造”“断陷建造”“暗色页岩建造”以及“正向建造”和“负向建造”的概念，对各种沉积建造的发生、演变与地壳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各式各样各具特点的沉积建造都是基准面不断升降、沉积物质堆积的过程中产生的。基准面的升降是地壳运动的反映，不同的地壳运动以及统一地壳运动的不同时期都可以导致不同情况基准面的升降，因而为沉积形成作用提供不同“质”和“量”的起始组成物质，造成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沉积层或沉积岩体；在一定的大地构造单元区域内，沉积建造的叠置序列能够反应该区地壳运动发展的特点及地史过程，把对沉积建造的研究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叶连俊长期的工作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可，曾获中国地质学会赵亚曾科学纪念奖（“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全国科学大会奖3项，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特等奖各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各一项，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叶连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地质教育家，他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他以严谨的学风，踏实进取的科学态度，影响和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为我国地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1957年，中国科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不久，他招收了一位北京地质学院煤田地质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傅家谟为研究生，后来傅家谟成为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沉积学专业的优秀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并留所工作，在叶连俊领导下从事有机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同事心目中，傅家谟就是叶连俊的“二弟子”。改革开放后，叶连俊招收了更多的研究生，自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以来，到他2007年逝世的近30年中，他一共培养指导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40多名。除了培养研究生而外，他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南京大学等校的教授，为大学本科生讲授很多有意义的新课程。
叶连俊还担任过一系列学术领导的行政职务，以及国内外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理事长兼沉积学分会主任。中国沉积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石油学会理事、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沉积学报》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质科学》《地质论评》副主编，《矿床地质》编委；国际沉积学家协会理事、国际地科联沉积委员会委员、国际地质对比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国际深海钻探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1986年7月1日，叶连俊在入党30周年之际，被评为中国共产党（京区）优秀共产党员。2007年，叶连俊以94高龄辞世。他漫长而光辉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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