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地质学发展史上，“十八罗汉”作为中国自己培养的早期的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作为“十八罗汉”之一的俆韦曼先生，对于现今的很多地学界人士来说是较为陌生的。这些先辈的贡献不应被忘记，在大力弘扬科学和科学家精神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根据现今可以查询到的有限的资料，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徐韦曼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以飨读者。

地质学家徐韦曼生平述略

华东理工大学档案馆，上海 200237

在近代中国地质学史上，徐韦曼是一位经历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地质学家。他早年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求学，后赴美伊利诺伊大学深造。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地学系教授、上海县知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主任兼庶务处主任、资源委员会锡业管理处处长、淮南矿路公司协理等职。1954年调入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1974年病故。他翻译莱伊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至今仍是国内地质学的经典译作之一。虽目前学界和互联网对徐韦曼有所关注，但对于其生平仍知之甚少。这显然与徐韦曼在中国地质学史上的地位不太相称。为此，本文拟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地梳理、还原徐韦曼生平和他在地质学等领域的活动轨迹，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1 早年求学经历

徐韦曼，字宽甫（英文名：Kwaufu Weiman Hsu[1]），江苏常州人。1895年11月5日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幼时随为官的父亲奔波于福州、常州、上海等地，先后在常州冠英小学、上海复旦中学就读。1913年，徐韦曼考入新办的工商部地质研究所（1914年为农商部地质研究所[2]），成为该所第一批学生。

在地质研究所开办之前，中国系统接受近代地质学知识的只有少数留洋学生。虽各地兴办的新式学堂开设过一些地质学课程，但终究未能全面、系统地传播近代地质学知识。因此，地质研究所的开办“实为中国自办近代地质学教育，系统传授地质学知识之始。” [3]

地质研究所由丁文江、章鸿钊、张轶欧、翁文灏等名师执教，设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外语课4个门类的理论课程。同时，因地质研究所“以造就地质人才，期以三年毕业，毕业后得为技士充地质调查员”为目标而设立[4]，故十分注重野外实习。通过理论学习和野外实习，徐韦曼受到地质学专业的系统训练。求学期间，他先后撰有实习报告《北京西山地质及直隶滦县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英文）和卒业报告《山东泰安县岩石》（英文）[5]。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举行毕业典礼，18人获毕业证书，3人获修业证书，1人未获证书。由此，获得毕业证书的18人便成为中国地质学历史上俗称的“十八罗汉”[6]。

作为“十八罗汉”之一的徐韦曼，毕业后即在农商部地质调查局任学习调查员。同时，他作为丁文江的助理，继续跟从丁学习动物学和古生物学。1917年，徐韦曼首次赴美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因费用等问题于1919年回国。此后，他受聘于云南明兴矿业公司，在腾冲勘探矿藏，其间对滇缅交界情形有所考察[7]。1921年，他又再度赴美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并于次年获文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Arts）。

2 加盟东南大学

1921年，由竺可桢倡导建立的新型地学系在东南大学开始招生。竺可桢之所以创建新型地学系，是因为他认为原来的地学系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舆地”学科，专业狭窄，有碍发展。他的目的就是要拓展地学研究领域，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加强自然科学教学[8]。为此，他延聘数位专家为学生讲授新式课程。徐韦曼正是在此背景下于1923年加盟东南大学地学系，教授地质学课程[9]。

徐韦曼在东南大学地学系任教期间，时常带学生外出开展地质调查。他们曾在江苏镇江仑山进行考察，形成“仑山化石地层纪略”一文。徐韦曼叙述此行考察目的“乃在证实奥陶纪与志留纪化石之存在及仑山石灰岩与页岩之地层的位置”。在考察过程中，徐韦曼等发现“多数地质学家皆曾搜觅此项动物，竟无一如愿”的笔石化石[10]。在当时，这一发现对中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等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925年1月6日，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免去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职务、任命胡敦复为新校长的决议，引起部分师生不满，校内逐渐形成“拥郭”“拥胡”两派，纷争不断。3月9日，胡敦复来到东南大学，遭部分学生殴辱。竺可桢认为学生行为过激，出面劝阻，遭到学生斥责，愤而离职[11]。徐韦曼与柳怡徵、萧纯锦等教授也认为学生行为不当，故联合通电北洋政府，提出“大学教授率领学生，殴辱部聘校长，是何法理”的质问，希望北洋政府“发明令，以正是非” [12]。此后，徐韦曼也离开东南大学地学系，赴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3 供职于中央研究院

1926年5月，丁文江受孙传芳之邀，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作为丁的学生，徐韦曼亦赴沪出任督办公署经界室主任；11月，转任上海县知事[13]。他从事了一段行政工作，于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再赴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院务会议，宣告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11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 [14]。中央研究院设有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专门从事与国际学术界沟通交流的工作。1929年4月，徐韦曼出任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主任兼庶务处主任。

徐韦曼除主持出版品国际交换工作外，还曾兼任自然历史博物馆代理主任及参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组织条例》的起草等工作[15,16]。1934年6月，丁文江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为突出中央研究院的主业，丁文江决定裁撤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将其移交给中央图书馆[17]。同时，丁文江等倡导筹建棉纺织染实验馆。徐韦曼受命参与筹备工作，并于建馆后担任干事兼研究员[18]。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会员，徐韦曼也积极参加学社的各项工作，曾任通俗科学杂志——《科学画报》的常务编辑[19]。

4 主持锡业管理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推动战时经济建设，国民政府改组资源委员会，翁文灏任主任委员。1938年初，徐韦曼出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和易货贸易资本，开始将锡、汞、铋等矿品纳入国家统制范围。因广西有丰富的锡矿区，故资源委员会也开始考虑将其纳入统制之列。

1938年上半年，翁文灏曾两度召集徐韦曼等人商谈开发广西锡矿等问题[20]。此后，徐韦曼与陈大受赴马来西亚（当时为世界锡业最盛地区）对雪兰峨（今译雪兰莪）、霹雳、槟榔屿3个区域进行考察，详细调查各矿产公司的资本、产量、开采、运输、冶炼、设备等方面情况，形成《南洋锡业调查报告》[21]。1939年2月，资源委员会在广西桂林设立锡业管理处，由徐韦曼主持工作[22]。

上任后不久，徐韦曼就遇到锡矿产量下滑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开采技术和内部管理的问题，而且还受生产成本、收购价格、通货膨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故处理难度较大。为此，他派员实地调查，悉心听取意见，最终采纳将“锡砂收购价格与物价指数直接挂钩”等建议，确保锡矿产量的相对稳定[23]。

在稳定锡矿产量的同时，他还十分注重地质调查工作。1943年5月，锡业管理处的南延宗在考察锡矿的过程中，于广西省富贺钟区发现铀矿[24]。这是中国境内铀矿的首次发现[25]。南延宗等在报道这一发现的报告中，特别对李四光、徐韦曼“给予种种鼓励与援助”致以感谢[24]。

5 提议探索淮南新煤田

抗战胜利后，徐韦曼受邀赴淮南矿路公司任协理。1946年4月，徐韦曼邀宴老同学谢家荣。席间，徐韦曼等人与谢家荣谈及舜耕山、上窑间淮河盆地下煤藏的问题。徐韦曼等认为抗战之前曾对此地藏有煤矿已有一定的推想，日本侵略时期日本人也证明此处深藏煤田，故有必要进行深钻。谢家荣则认为：“据日人报告，距地面自五百公尺至千公尺不等，非目前力量所能开采，不如测勘附近地质，有何浅存的新煤田，可资开发。” 为此，徐韦曼邀请谢家荣前往考察[26]。

谢家荣在参考地质图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完成面积约200平方千米的地质图，同时证实了奥陶纪石灰岩层的存在，还在其上部找到更接近煤层的整齐而长达6千米的乌拉统石灰岩层。1946年9月30日，谢家荣组织钻探工作。经过数次钻探，共探明大小煤层24层，总厚度最大达38.9米，总储量约4亿吨 [27]。对此，谢家荣感叹：“这个惊人的发现，充分证实地质学应用的伟大，并且指示我们如何发现新煤田的一条崭新的、合理的和科学的路径。”[26]

得知钻探成功后，徐韦曼也十分高兴，特致电谢家荣表示祝贺：“新煤田钻探见煤，无任兴奋，吾兄慧眼烛照，使宝藏得以启发，丰功伟绩，永垂千秋，景佩奚如，特电申贺。” [28]地质学界认为，淮南新煤矿的发现是“用地质理论，使用钻探手段找寻隐伏矿的开始”，更是地质界有识之士“从只重理论研究，轻视应用地质，转变到重视工程手段的开端”，故有重要意义[29]。作为新煤田探索的提议者和支持者，徐韦曼的贡献也是值得后人铭记的。

6 翻译传播科学知识

自1920’年代起，徐韦曼就开始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传播工作。1923年，他承担汤姆生（J. A. Thomson）的科普巨著——《科学大纲》（Outline of Science）中“海洋学”一章的翻译工作。1935年，他又将魏斯特惠(F. W. Westaway)的《科学方法论》（Scientific Method：Its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Its Methods of Application）译成中文。

新中国成立后，徐韦曼先是在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兼任教授，1954年调入华东化工学院。此后，他潜心地质学等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下，他开始注重介绍苏联地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参与翻译了B.B.别洛乌索夫（В. В. Белоусов）的《大地构造学基本问题》（1956年）、阿布杜拉耶夫（Х.  М.  Абдуллаев）的《成矿作用与花岗岩类侵入作用的成因关系》（1957年）等著作。

在英文著作方面，徐韦曼翻译莱伊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至今仍被视为国内地质学的经典译作之一。这部译作最早由科学出版社分第一册（1959年），第二册（1960年）出版。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科学元典丛书”（第二辑）收录这部译作时，将原先的两册合并后出版。此外，徐韦曼还参与翻译了雷盖特（R. F. Legget）的《地质学与土木工程》（1954年）、T. S.罗佛林（T. S. Lovering）的《作为找矿标志的围岩蚀变》 (1957年)、 F. H.诺尔顿（F. H. Norton）的《陶瓷学纲要》（1963年）、W.L.罗塞尔（William L. Russell）的《石油构造地质学》（1964年）等著作，为中国地质学、硅酸盐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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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唐宋. 我的生平. 深圳：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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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谢家荣. 谢家荣文集. 第3卷. 煤地质学.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 445

[27]《淮南煤矿史》编委会编著. 淮南煤矿史. 合肥：黄山书社，201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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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孙忠和, 亓绍玫. 谢家荣教授生平简介. 见: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编. 中国矿床学——纪念谢家荣诞辰90周年文集. 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1989. 327